边巴:唱藏剧拉二胡的指挥家
11月12日,距离“西藏交响音乐作品展演”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只剩一日,藏族指挥家边巴身着格子衬衣与灰色绒衫背心,在排练厅内执棒中国交响乐团排练由作曲家觉嘎创作的《囊玛》。乐队之中,还有二十余位藏族乐手位列席间。挥舞着指挥棒的边巴身形瘦削,但每一个手势都充满着巨大的能量,每一个眼神都与乐手目光交汇。即便已是冬日,只着薄衣的他依然大汗淋漓,汗水甚至浸染了双鬓。结束排练,多年老友觉嘎为他递上指挥台边的保温杯。用白毛巾擦拭汗水,放松下来后,他才用略带藏语口音的普通话解释道:“精神太过紧张,我总是这样。”
11月13日音乐会当晚,边巴与中国交响乐团常任指挥景焕接力执棒,中国交响乐团和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交响乐团联袂演出,为观众带来多部西藏现当代音乐史上的重要作品。由边巴创作的《喜马拉雅欢歌》也在当晚奏响。
舞台之上,他神情专注,情绪饱满;舞台之下,他是一位温和朴实的老者,寡言中总是带着淡淡的微笑。交流时,他话虽不多,但总是认真如实地回答每一个问题。哪怕在用餐时,他也会放下筷子认真倾听,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与尊重。
“在我们那里,星期六出生的人都叫作‘边巴’。”1972年,边巴第一次与音乐结缘,成为一名藏剧小演员。“当时我就读于市某一居委会下设的民办小学,顺利入选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下设的藏剧团。第一年我为演藏戏练了一年的功,但那时由于身体虚弱,基本没有长进。光会唱腔不行,还得会演,于是我就改拉二胡。”
1973年,他从零起步学习拉二胡,1974年到中央民族学院进修,在一年半的专业培训后重返,在藏剧团的乐队中担任二胡伴奏。1978年,他幸运地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,师从二胡演奏家、教育家王永德,经过三年的系统学习后回到藏剧团担任乐队二胡首席。“从一开始演奏二胡,我就知道音乐是我一生的事业。”执一业,谋一生。从艺已有50载的他,讲起青年时求学的岁月时语气云淡风轻,却让人依稀看到一位藏族青年背着行囊,怀抱二胡,克服语言困难和异乡孤独,在通往的漫长铁路线上来来往往。
“当时,指挥家张国勇老师来招一名指挥学生,就把我招上了。”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专业后,边巴先后师从黄贻钧、黄晓同、侯润宇、张国勇等指挥名师。
在校期间,他汲取各位指挥前辈的教学精华:黄贻钧的教学法从实际出发,教会他身为指挥如何调控乐队的反应;黄晓同则注重体系、规范化的教学,帮他练成了扎实的基本功底;侯润宇“一年会给他上几个大作品”,让他积淀了丰富曲目储备。“张国勇老师主要针对我的缺陷因材施教,根据我所欠缺的能力布置作业。”他还记得,张国勇总叮嘱他在指挥时要“放松点,别紧张”。回忆起和老师们相处的点滴,他面带微笑,“我的老师们说我更适合演奏柴科夫斯基的作品,那个味道很对。我不太喜欢过于现代性的作品,指挥起来需要精神高度紧张。”
边巴的指挥风格偏向俄罗斯学派,音乐处理充满了大线条的美感,同时强调纯技术训练的准确性。得益于恩师们的教导,1989年毕业后,他重返。一方面因为他是定向生,另一方面,“我们的民族特性便是留恋故土,在家乡更能让我感到心绪平静。”他所习得的指挥理论与实践经验,不仅拓展了他的艺术事业,也帮助他在进入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交响乐团后得以顺利上手实操,先后担任副团长、音乐总监、首席指挥等职位。乐团最初名为“管弦乐队”,但团内西洋乐器演奏员人数寥寥。乐手不足的直接后果是声部编制不齐全,这让演出曲目严重受限,此外,乐队训练方法也有待优化。而边巴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缺少总谱。为此,他一笔一画地手抄乐谱,即使在如今拥有充足印刷条件的情况下,还保留着手写的习惯。这些乐谱手稿现仍在他的家中存放。
乐手编制不足,他就通过外借乐手的方式保证作品的完成度;为了提高乐团的曲目储备量,他主动针对乐团现有编制为其量身作曲。为此,边巴专门去学习了多种乐器以便感受不同乐器的演奏法,小提琴、中提琴等他都略通其窍。“我当时爱好作曲,便自己着手创作,也旁听过作曲技法的专业课程,这都是身为指挥的必修课。”他补充道,更重要的是需要自己从中领悟,化理论为实践。1982年,边巴就曾跟随西间艺人学习牛角胡的演奏技艺,成为指挥后的他依然持续挖掘西藏音乐文化的瑰宝。以他的代表作《喜马拉雅欢歌》为例,其中借鉴了藏族的弦子音乐元素。“我被一段弦子音乐所触动,于是就在乐曲中部选用了这一旋律。”《囊玛舞曲》也是如此,作品以藏族民间歌舞“囊玛”音乐为基调改编,将民族音乐转化为交响乐。此外,他还将藏族民间乐器藏大号、扎木念等乐器融入创作,这一取材藏族音乐的作曲手法也成为其天然的创作优势,既解决了乐团缺少曲目的燃眉之急,也传承和发扬了西间音乐文化。
为西藏基层文艺事业鞠躬尽瘁的边巴,前两年刚刚退休。谈及退休生活,他笑道,“反正很忙,比上班还忙。”如今他专攻作曲,闲暇时在西藏自治区各地担任评委和业余合唱团的指导老师。于他而言,为下一代的音乐教育作贡献是一种使命。他的着力点首先是少儿合唱,“因为不需要乐器,更容易普及和传播。”
边巴的儿子普布次仁继承了他的衣钵,从沈阳音乐学院大提琴专业毕业后,普布次仁又在四川音乐学院攻读了指挥专业。这一音乐求学道路的转折,源于张国勇和父子二人的一次深谈。“张国勇老师建议他转指挥专业,他们两个大概谈了半个小时,儿子就欣然同意了。”边巴说,当时藏族指挥人才极度缺乏,像边巴这样从20世纪80年代起便深耕一线的指挥家更是屈指可数,“张国勇老师给出的宝贵建议,既是从孩子的个人发展角度出发,同时也是从藏族音乐文化人才培养的长远角度考虑。”
32岁的普布次仁如今担任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交响乐团常任指挥,负责乐团实训工作。有趣的是,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张幼儿园时期便拿起指挥棒的童年照片。
普布次仁分享道:“我一开始学习指挥的确受到了父亲的影响,从小时候起,我看他指挥便觉得很神奇。后来,自己也成为乐团指挥,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实践中,更理解了当时父亲引领我走上音乐道路的深意。”在接棒乐团指挥后,他也为乐团注入了新鲜活力。2023年初,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交响乐团成立了西藏首支室内乐团——爱乐室内乐团。作为西藏音乐文化事业的新生代力量,普布次仁常与乐手们探索创新音乐的呈现形式,例如推出5至7人的小编制室内乐合奏组,演绎各类小而美的作品。其中的亮点,便是将西洋乐器与藏族民间乐器结合同台演奏,父亲创作的《囊玛舞曲》也被改编为室内乐版本并录制演出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。
如今,边巴每天早起的习惯还是喝一杯儿子为他打好的酥油茶,晨起洒扫尘除后,他还保留着至少一个半小时的二胡练琴时间,这是他多年坚持下来的习惯。而午后和夜晚,通常是他沉下心来作曲的时间,12点之前准时入睡。规律的作息让他身体康健、内心平和。
即使在退休后,他仍在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继续担任指挥、二胡专业的硕士生导师。“希望在退休之后创作出更多西藏音乐题材的优秀交响乐作品,同时也为西藏音乐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。”
不善言辞的边巴不会用华丽的辞藻来直抒胸臆,但他的眼中有光。“静心”是他的座右铭,而他艺术生涯则如同一朵摇曳在青藏高原的格桑花——身影虽单薄,却蕴藏着无穷的能量,不畏艰苦,在严寒中依然绽放。数十载光阴似箭,他为西藏交响乐事业作出的贡献,就如同在一片雪域之上播撒下格桑花的种子。静待春暖之日,花开漫野,锦绣如织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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